Ⅰ 「統派購制度」是什麼
〔摘 要〕 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始於在特定歷史條件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它在實現保障向工業提供農產品原料這一初始政策目標的基礎上，還承接起國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成為服務於趕超戰略的一種制度安排。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長期實施，對農村經濟運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與加拿大牛奶、雞蛋某些農產品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制度在農產品的計劃生產、收購上有著相似之處，但制度背景、產生的動因和功能、計劃管理的主體、實施范圍的差異卻導致了績效的反差。
建國初期，陳雲在主持制定糧食流通方案時，通過對八種方案的比較，在「黃色炸葯」和「黑色炸葯」兩種「炸葯」 〔1〕 之間選擇了統購統銷制度，這既體現了政治家的智慧和膽略，也體現了經濟學家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學術界對陳雲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思想做過較多研究。鑒此，本文僅從早期發展經濟學的視角，就農產品統派購這一制度安排的動因、功能、對農村經濟運行的影響等做一探討，並將其與加拿大牛奶、雞蛋等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做一比較，為進一步研究陳雲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思想提供參考。
一、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是服務於趕超戰略的一種制度安排
早期發展經濟學強調資本積累和國家計劃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最為稀缺，增加資本積累對於加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沒有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計劃安排，僅靠市場的自發調節，不可能迅速地積累盡可能多的資本和促進工業部門的擴張。早期發展經濟學之所以主張發展中國家實行國家計劃，是因為這些國家市場體系尚不完善，市場機制還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因而主張政府對經濟積極進行干預，只有這樣才能調動有限資源，在較短時間內趕上發達國家。
中國在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的政策選擇上，與早期發展經濟學的主張不謀而合。圍繞國家工業化目標，新中國選擇了趕超型發展戰略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通過國家計劃和對國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政策的調整，實現了工業化的資本積累與有限資源向工業化的配置和整合。其中，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就是實施國家計劃和國民收入分配調整的政策工具之一。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是從糧食開始的。中共中央於1953年10月16日做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政務院於同年11月23日正式頒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規定辦法》。1954年，長江、淮海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災，造成糧食大減產，同時，1954～1955年度在非災區又向農民多征350萬噸糧食，發生了許多強迫命令和「購過頭糧」等現象，加重了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緊張程度。到1955年春，許多地方幾乎是家家談糧食，戶戶有統購。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55年3月發出《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核減了糧食的收購任務，並決定對糧食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制度。
中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有特定的歷史條件。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業是傳統農業，以役畜為動力，戶均耕畜不足1頭、耕犁只有約1/3張，農村基本上是自給半自給的小農經濟，農業商品率極低，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49年只有209公斤、1952年也只有288公斤。 ① 這種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傳統農業，在工業化戰略起動之初，即顯露出對工業化支持乏力的矛盾，1953年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緊張就是這一矛盾的暴露。1953年糧食「收購和銷售兩項比較，差額是多少呢?如果今年度銷售到五百六十七億斤，就比原計劃多銷了把八十七億斤;如果收購比原計劃減少三十億斤，差額就是一百一十七億斤。即使收購計劃全部完成了，八十七億斤的差額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1〕（p.205） 實際上，1949～1952年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13.1%，全國人均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11.3%。在糧食等農產品快速增長下發生供應緊張這一問題，除了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要多吃多留而少賣、私商搶購和囤積居奇擾亂市場而影響國家收購外，其根本原因在於工業化快速推進帶來城市工礦區對糧食等農產品需求的過快增長所致。1954年9月23日，陳雲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城市工礦區和農村經濟作物區的糧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農民不急於出賣他們的余糧，這是一九五三年發生糧食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購買力提高的事實也是明顯的。幾年來物價是穩定的，工資收入比起解放初期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從1953年起，國家開始了規模巨大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全國就業人數又大為增加。這樣，就大大增加了社會工資總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於城鄉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產量增加了的糧食、油料、肉類、布匹發生了供不應求的現象。」 〔1〕（pp.258～259） 那麼，這種需求增長具體情況如何呢?新中國成立後，工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1950～1952年3年間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34.8%，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1949年的佔30%上升到1952年的佔43.1%;工業基本建設投資擴大，1953年達28.34億元，比1952年的16.89億元增長67.8%;城鎮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人，增加到1952年的7163萬人、1953年的7826萬人，分別比1949年增長24.2%和35.7%;城鎮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2年的12.5%和1953年的13.3%。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當時非農業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比農民消費水平高出約1.5倍，都促使糧食等農產品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
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統購統銷制度被擴展到其他農產品，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被視為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長期實行，成為將有限資源配置到工業的一種政策工具，成為服務於趕超戰略的一種制度安排。除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外，1953年和1954年又分別對油料、棉花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並自1954年起對生豬等其他農產品先後實行了有計劃的統一收購即派購制度。1957年8月，國務院在《關於由國家計劃收購（統購）和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和其他物資不準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中進一步明確，屬於國家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包括:烤煙、黃洋麻、薴麻、大麻、甘蔗、家蠶繭（包括土絲）、茶葉、生豬、羊毛（包括羊絨）、牛皮及其他重要皮張、土糖、土紙、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產區的重要木材，大麻、甘草、當歸、川芎等38種重要中葯材，供應出口的蘋果和柑橘，若干漁業集中產區供應出口和大城市的水產品。隨著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建立並逐步得到加強，還加強了對農村市場的管理，在農村流通領域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調節，從此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基本上不復存在。
二、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預期目標的實現及其對農村經濟運行的影響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在實現保障向工業提供農產品原料這一初始政策目標的基礎上，還使其承接起國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新中國成立初期，正是農產品相對價格較低的時期。據調查，1950年工業品換取農產品的指數，比1930～1936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31.8%，比1936年提高45.3% 〔2〕 。新中國成立後，在縮小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剪刀差」仍然存在，並時有擴大。延續了30多年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實際上成為農業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一種制度保障，即通過對主要農產品實行國家壟斷，限制城鄉集市貿易，嚴禁民間的長途販運，以低價收購農產品，從而順利獲取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在工農產品交換中實現農業資金向工業資金的轉移。據專家測算，1952～1978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幅度擴大44.92% 〔3〕 ，1952～1957年從農業部門聚集的凈積累為475億元、占同期財政收入的30.9%，1959～1978年為4075億元、占同期財政收入的21.3%。
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還承擔起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消費、工業原料消費的數量分割的分配功能。因為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具備這種功能，在農產品短缺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前作為生產者的農村居民不是根據自己的需求消費更多的農產品，而是不得不向城市居民提供口糧和為工業提供原料，因而在農產品消費水平上總體上農村居民遠低於城市居民。
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實施，既保障了農業向工業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應，又保障了農業剩餘大量向工業轉移的實現，為國家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到1978年，中國工業增加值比1952年增長了15.9倍，年平均增長11.5%;發展起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78年的75%。從保障農業向工業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應和農業剩餘大量向工業轉移的實現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實施達到了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但是，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長期實施，對農村經濟運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首先，農產品低價統派購制度使工農產業價值交換和流轉關系失衡，農業剩餘向工業轉移，削弱了農業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其次，農產品統派購和限制農村集貿市場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商品生產、市場機制。政府用計劃控製取代市場機制後，經濟運行缺乏內在的自動調節機制，農民不能根據供求關系形成的價格信號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致使農村資源的流動和重組受阻，各地的比較優勢無從發揮。加上城鄉二元結構切斷了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有機聯系，致使農村經濟形成結構單一的產品經濟的封閉體系。
第三，在實行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後，農產品統派購制度也成為把廣大農民留在農村、留在農業的制度保障，因為對城市居民實行糧、棉、油等農副產品的定量供應，農民進城既得不到就業崗位，也得不到農副產品的供給，使農業富餘勞動力失去了自由進入城市系統的機會和可能性。農業富餘勞動力沒有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業規模經營難以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以致農民增收難、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後，「三農」問題的解決也變得更加艱難。
受上述因素影響，加上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對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挫傷，工農業發展失衡。1952～1978年工農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比為5.5∶1，這一增長速度比大大高於國際工業化初中期工農業增長速度2.5～3∶1的比例。
農業現代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反過來又成為工業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制約因素。一方面，農產品增長緩慢，不能滿足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人口的快速增長的要求，使得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進而使對城鄉居民實行嚴格的憑票供應局面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對工業品的購買力就低，對工業品需求拉動不足。
三、我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與加拿大某些農產品行業協會配額管理比較
加拿大的牛奶、雞蛋等行業協會對其成員也實行配額管理。以牛奶為例，根據法律授權，奶農協會統一對所有成員生產和銷售的牛奶實行配額管理，協會對農場生產的超出配額的牛奶不予收購，農場主也不能自行銷售牛奶，這種農業組織化及其內部實行的按配額計劃生產和銷售的管理方式，提高了農業組織化程度，減少了市場交易費用，避免了生產過剩和農場主之間的惡性競爭，實現了有序銷售和價格穩定。
在農產品的計劃生產、收購上，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與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制度有著相似之處。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其初始的政策目標只是計劃收購和銷售，即在市場體系不健全，特別是因國家調控手段失缺而未建立起宏觀體系之前，通過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和銷售，可以保障農產品短缺條件下的有序供給，有效解決了當時發生的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現象，進而保證了國家工業化的順利推進。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實際上也承擔著對生產的計劃管理的功能。但中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對農村經濟的運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與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促進行業發展和實現農民增收形成反差。造成這種績效反差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制度背景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配額管理制度，雖在行業協會內部對成員的生產與銷售實行配額管理，但它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運作的，資源的配置仍以市場調節為主，可以較好地將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排除了市場機制，發生政府失靈現象難以避免。
二是制度產生的動因和功能不同。在買方市場和競爭激烈的條件下，以實現賣方共同的利益和整個行業的發展為目標，加拿大的農場主自發組建起行業協會，並在組織內部實行按配額進行計劃生產和銷售，這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實現農場主增收和整個行業發展的目標，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還承擔起游說政府和在組織內部實行行業自律等功能。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是在賣方市場和供需缺口日益增大的條件下，以保障工業化快速推進所需原料供應為政策目標，後來又賦予其低價徵收農產品的分配功能，這是由政府做出的一種強制性制度安排。
三是計劃管理的主體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全部由同行業農場主組成，配額指標由農場主自己根據市場需求確定，因而能夠很好地實現農場主的利益。中國實施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後，農產品收購計劃及價格均由國家統一制定，農民是被動參與者;在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政策取向以及自行銷售家庭副業產品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批判的情況下，農民只能接受農產品被低價征購所遭受的利益受損。
四是實施范圍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發育較充分，幾乎每個農產品都有專門的行業協會，但只有牛奶、雞蛋、雞肉、小雞、火雞等少數農產品行業協會實行配額管理。因為實行配額管理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從產品特性看，必須是可供選擇的替代產品有限，供給價格彈性大的產品;從管理看，行業協會有能力執行其配額和其他管理規定，成員也必須願意為停止生產和對系統實施管理與管制付出相應的成本。換言之，只有少數農產品適合實行配額管理，而大多數農產品不適合實行配額管理。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一開始只在糧食上實施，但後來日益擴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產品。到1978年，農民出售農副產品總額中，國家按計劃牌價統購、派購的比重高達84.7% 〔2〕 。
國內外的實踐證明，實現供給與需求平衡，可以有多種方式，可以是計劃生產與銷售，也可以是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計劃生產與銷售管理的成功與否，關鍵取決於計劃生產與銷售管理的運作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有利於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這也是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農產品行業協會興起與發展的因素之一。
〔參引文獻〕
〔1〕參見《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10頁。〔2〕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編《農產品成本和價格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頁。〔3〕嚴瑞珍等:《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見《生存、改革、發展》（1988），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4〕《當代中國的農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頁。